安蘭老師的西洋占星教學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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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喊達比被認為是最美的英國玫瑰  一種杏粉紅色  在台灣深受歡迎  

夏洛特這英國玫瑰也是我非常喜歡 


 老生長談(3) 

難得想起我的腳底板

2006年10月

  有一年我因視網膜剝離到醫院開刀， 醫師因必須分兩階段開（開兩次）要我住院12天， 住院期嚴格規定我必須趴著睡，不可仰著或側著睡。 開刀第二天就趴著睡有一段時間我的腳底板會曬到太陽， 暖暖的好舒服，我想我的腳底板一定樂死了。 它倆在這一輩子都沒有如此快樂過，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給它們見太陽的機會。

  這是個好天氣，太陽升起來，這病房的窗子靠南邊， 且我這病床靠窗子，最重要的是我趴著睡， 從來不見天日的如今卻翻向上，迎接到陽光， 這些條件這天都湊齊了。

  我們常常注意並照顧自己身體的各部分， 尤其是臉和手，卻常常忘掉腳底板，好像它不存在似的。 而腳底板每天承受全身的重量，吃苦耐勞，從不哼一聲。 如今我趴在床上不能做什麼事，靜下心來， 才能好好想想我的腳底板。

  我活到這個年紀了，走過的地方也不算少了， 尤其想到在抗戰初期在遊擊區作戰，用腳底板越過多少荒山野地， 涉過多少溪流河灘。 在我後來口袋衹有一個袁大頭從上海經過七個年份到達重慶， 沿途除搭鐵路貨車及免費軍車外， 曾經在碎石公路上步行過一個多月，鞋底全破最後自製草鞋穿著走， 小石子老會跑到腳底板與草鞋之間，腳底板全起了水泡， 草鞋的系繩亦把腳背磨出血來。就這樣腳底板達成任務我到了重慶， 這趟長征腳底板功勞最大，但我趕著各種事根本把它忘了。

  我曾志願當過二次兵，在軍中也有腳底板， 我認為軍中的腳底板是炊事兵，一般就稱夥伕。 他們在軍中地位是最低的，一個連約有140人左右， 衹有一個炊事班。要為一連人做三餐飯實在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如今廚房設備如此好，一個家庭主婦為一家人備餐， 一就不能算輕鬆）。假如要行軍，以前沒有軍車可乘，都是步行， 步兵背著一支4.5公斤的步槍行軍， 夥伕挑的炊事擔恐怕是10支步槍的重量。行軍休息時間， 步兵可以抱著步槍，找一棵樹或牆腳坐下來閉眼養神， 夥伕卻立即埋鍋造飯，忙得喘不過氣， 總有些人會來大聲責罵說動作要快。等到整個部隊都吃完了飯， 夥伕們必須在最短時間自己吃飯，飯後洗過收拾未完成， 部隊又啟程出發了，挑起炊事擔加快腳步跟上去。

  在制式作戰的情況下，戰鬥兵都是在戰壕中作戰， 而夥伕在第二綫造飯。因為造飯會有煙，煙會引起敵方注意， 飛機迫炮都會先攻擊造飯處，（所以常常在夜間送飯）。 作戰時造的飯都是菜飯，菜與飯混在一起， 兩個夥伕合抬一桶飯送上前綫，戰鬥兵在戰壕內可以躲避槍炮， 炊事兵送飯曝露在外要甘冒槍炮射擊，所以死傷的機會是很大的。 千辛萬苦把飯送到前綫，一定是聽到“到現在才送來要餓死我們嗎？ ”等罵聲，絕對不會有人說一聲“辛苦了，謝謝”。如果打了勝仗， 要論功行賞，哪一次會有夥伕的份？但是想一想軍中能沒有夥伕嗎？

  很多家庭中的家庭主婦是該家庭的腳底板， 尤其是50年前一些農村大家庭中的小媳婦們， 常常是整個大家庭的腳底板。天沒有亮就得起來燒熱水煮早飯， 公婆起來了趕快進公婆房侍候，把洗臉水捧進房，（ 往往還包括丈夫小叔等），侍候孩子們起床穿衣漱洗， 趕快把早餐準備好搬到餐桌，為公婆丈夫等添好飯， 為幼小孩子喂飯（或許還要餵奶），等到一大家人都用過早餐， 自己趕緊把剩菜剩飯扒幾口，趕快把碗筷搬回廚房，再擦桌子洗碗。 心中擔心著還沒有掃地抹家具， 還要把一家人昨晚洗澡換下來的衣服收一收等下搬到河邊洗， 各房間的馬桶尿壺還沒有倒，豬圈中的豬肚子餓了，正大聲的叫， 心中還記掛著菜園中的菜要整理，順便拔一些中午及晚上做菜吃，… …腳底板手腳不停的在動，腦子也不停的在轉。 提心吊膽不能有一點疏忽，會引來長篇謾罵，…… 一直到晚上家人都洗完澡（洗完腳），都回各自房子休息了， 腳底板還有一堆衣服要在油燈光下縫補，補完了才能上床睡覺。

  我有一個我所敬重的朋友， 抗戰初期他就放棄上海東吳大學法律系的學業， 接受政府情報人員的訓練，結業後一直派在上海， 那時上海除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外，完全淪落在日軍控制下， 此兩租界擠了500萬人，日方勢力與我方勢力相互對持， 幾乎每天都發出衝突，當時我在上海東吳大學附中初中部求學， 對這些不怕死的地下工作者佩服得五體投地， 每看到報上我方人員炸了日本軍火庫，殺了大漢奸等等消息， 都非常興奮，我後來報名參加遊擊隊員訓練， 也是我方地下組織中的一個小單位辦理的。 我這位朋友最後被日方逮捕，在日方憲兵隊受盡各種酷刑， 折磨得不成人形，幸抗戰勝利，出憲兵隊送醫院救回性命， 但因受刑遺留下的創痛（都是骨骼部分） 使他一輩子都需要各種止痛藥。 像這樣受盡折磨甚至犧牲生命的腳底板，抗戰八年中不知有多少。

  腳底板不一定是最基層的人，各階層都可能有。 他們的共同性格就是為了公眾利益拼命工作， 從不會想到自己的名譽或地位，決不會為了自己增加財富。 我曾經有過一位教育界的頂頭上司，他在台灣初光復時即來到台灣， 在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工作。那時候台灣的教育界什麼制度都沒有， 什麼規範都沒有，教育廳這批腳底板日夜工作（並沒有加班費）， 在最短時間將各級學校整頓好使能繼續開學， 不斷的努力使教育迅速改進。他為人公正廉潔，做事非常有效率， 但決不做自己居功或奉承上級的事。我在1958~ 1960年在他領導的單位工作，工作雖然辛苦，心情十分愉快， 我一生都敬佩他。